互聯網IDC圈3月28日報道，關于大數據在公共決策中的重要作用，學界普遍認為，公共決策不僅能夠利用大數據提高政策水平和質量，更重要的是面向和適應越來越數據化的社會環境，借助大數據網絡平臺，實現政府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實踐中，大數據在諸如城市交通、城市規劃和運營、應急管理等公共政策中已得到推廣和應用，但依然有材料表明，政府在大數據方面的行動要落后于企業，處于謹慎觀望狀態，且至今未能解決的自上而下“煙囪式”建設模式和“信息孤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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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對決策議程的影響

研究普遍認為大數據技術致力于利用海量數據改善政府與公民、企業以及其他非政府部門之間的關系，從而使公民參與與政策各階段相融合，促進公共決策過程的進一步開放。在實踐運作中，公民參與過程大量借用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不斷作用于公共政策的議程設定中，改變著政策制定的過程。在利益表達和資源輸入端，大數據拓寬了公民介入和信息共享的通道，導致政策問題的觸發更為迅捷；在政策議程平臺，大數據促進了信息在政府、專家與公民間更具包容性和平等性的互動交融，使政策的參與機制更為精細化；在政策輸出與管理端，大數據提供了國家與社會力量整合的有效工具，一個動態均衡的多元主體參與的決策評估機制成為可能。

大數據模糊了社會議程與政策議程的邊界。大數據技術改變了公共利益表達與綜合評估的方式，大數據尤其是互聯網大數據正成為政策訴求和利益選擇評估的重要來源。例如，基于互聯網的輿情監測數據已經成為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工具；跨區域和跨平臺的海量數據之間的關聯性挖掘正在為決策者科學把握社會實時動態規律、綜合評估公共問題的輕重緩急提供新的方法，比如人們正在將搜索引擎數據與實際社會行為關聯起來，判斷公共利益訴求信息提供的新渠道和新形式，為政策選擇提供依據。政策議程的建構實質上就是政策制定者對公共問題作出的反應或將采取的行動，由于數據獲取和信息輸入的完整性和便利性，使得公共政策的問題觸發越來越敏感，政策訴求的輸入、調適與選擇更為迅速，政府決策議程的原有啟動機制需要作出變化。

大數據加速了決策信息的交流與互動。當前實現公眾參與和有效決策的前提在于既能在所有關鍵利益相關者之間建立暢通的信息獲取和交流渠道，又能快速準確地進行信息溝通。任何時代的信息溝通都依賴于特定的信息技術，傳統基于網絡的電子政務實現了初步的政務信息公開，大數據的出現意味著政府政策信息的平等交流與共享。借助大數據的全樣本生成能力和分析技術，今天的政府決策過程可以包含完整的電子決策、電子傳播、電子服務、電子參與和電子監測等內涵。在公共政策科學化推進進程中，大數據將成為政府提升決策分析能力，并與社會形成信息共享交流的重要基礎。借助民意調查、聽證會等形式，政府與公民之間建立雙向信息流動機制，共同產出政務信息，主導公共政策制定、執行和監督過程，促使政府決策體制和機制隨著技術發展做出轉型和創新。

大數據消減了政策博弈中的非零和狀態。當人類走進互聯網時代，國家、市場和社會層面都在紛紛探索新的生存法則，傳統產業經濟在尋求互聯網下的轉型升級，國家治理在創新公共政策工具，其根本都是探討實體世界如何與互聯網世界接軌、融合和進化的問題。大數據和互聯網的發展，社會活動逐步擴展到虛擬空間，并改造著政府、公民等政治主體的行為和互動模式，網絡成為政治互動的重要場域和媒介。從網絡社區、BBS到社交網絡，從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到“互聯網+”，整個社會形成了更為平等的新型交往關系。舊有牢固的利益聯盟關系被改造，分散的權力結構更容易得到整合。大數據創造了平等交流和分享信息的平臺，打破了政策博弈中的囚徒困境，合作與共贏由此真正成為公共政策制定的公共價值。

政府決策議程的主動性變革

實踐表明，大數據正不斷改變著公共決策議程，為民主與協商的政策制定過程建構提供了切實有效的分析工具。然而受公民素質、信息技術和管理體制影響，大數據的應用依然面臨巨大挑戰。例如，大數據引發的信息開放與個人隱私外泄的爭議，因大數據處理技術落后導致的數據單向透明問題，部分民眾利用數據信息大肆宣泄個人的非理性情緒等，一旦處理不當，將進一步加劇公共政策問題的復雜性和治理的艱巨度。因此，需要在政府決策的總體規劃過程中，借助大數據信息技術，落實相應的決策機制。

引入大數據監測系統，清晰定位決策動議的觸發。理性決策的基本要求是在決策過程中必須獲得全部有效的信息，才能擬定各種可行方案并比較各種方案的優劣，信息技術的日趨成熟，為基于多維度、多層次、多群體、多因素的巨型數據分析提供了可能。單一數據來源已經不足以應付復雜的公共問題，有效掌握社會輿情動態需要平行使用多個大型數據庫。基于大數據監測的政府決策觸發機制的建立，將特定的政策問題、焦點人群、社會環境、利益需求和區域定位等各個層面的活動狀態清晰地描述、記錄、匯聚、分析和展示，形成實時監控、智能預測的決策輔助系統，及時準確清晰定位決策動議的輸入內涵，提示政策“機會之窗”開啟的時機。

挖掘大數據信息，及時響應公民的政策訴求。作為公民與政府政治互動的有機部分，關注政府回應性是探索當前決策議程建構的起點。有研究表明，網站、博客、電子郵件、手機等網絡化平臺成為政治態度和價值觀傳播的重要載體，公民的政策參與有了更多的機會和平臺。借助大數據與社會行為的關聯度分析，可以充分把握“機會之窗”開啟的多種觸發因素，政策的決策主體因此能夠迅速作出響應，及時啟動政策的決策流程。

借助大數據技術完善公共決策的協商機制。當前決策過程的民主協商機制具體表現在公眾參與和專家論證兩個方面。一方面借助相關領域專家或者專業機構的知識，盡量全面的羅列備選方案，并給予合法性、必要性、可行性、科學性和可控性等方面的論證評估。大數據卓越的數據獲取能力及網絡化獲取方法，使研究者對公共政策方案的描述和評估在時間和空間上變得更為豐富，借助大數據技術，在數量更多、質量更好的數據基礎上，公共政策分析的基礎工具——成本收益分析將更為適用。另一方面通過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舉行聽證會、召開座談會、書面征求意見、問卷調查等多種形式，大數據提供的可視化和交互信息，也可以使公眾的利益得到盡量充分的表達，在場并發出聲音。

新聞標題：大數據時代政府決策機制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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